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本文立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新使命新要求，从国家创新体系、全球科研范式变革出发，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抉择，分析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采用国际比较法梳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国际经验。研究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此为牵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未来要进一步把握场景驱动创新机遇，加快数智赋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式创新，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动能。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知识生产载体、创新执行载体、创新来源载体、创新过程载体、创新人才培育载体等重要角色，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形成“专业－产业”耦合范式，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同时重塑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一脉相承，与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有机统一。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创新能力提升牵引新质生产力，更有利于提高科技力量动员能力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对扎实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国家科技先导动能意义深远，是不断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以“使命牵引”与“场景驱动”实现前瞻引领、从“后发追赶”向“超越追赶”转型的应有之义。
国家创新体系是实现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键核心。已有研究从产生背景、内涵、结构、功能、形成、路径、布局等方面对国家创新体系展开了系列研究，主要关注如何利用创新政策克服系统性缺陷，以及如何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关键支柱形成创新资源和创新战略相互协同的创新网络，等等。在科技发展、社会变迁的叠加下，有关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面临着转型的需要。从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功能看，高校院所主导型科技创新模式多元主体间松散耦合、协同低效、收益分配激励不相容，使得研究成果与产业需求结合不紧密等痛点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看，依托数智化技术、创新公地等，创新成为社会大众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一大批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新质创新主体以及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个体创新者围绕场景化创新任务形成了紧耦合共同体，打通创新主体边界有组织科研模式的重要性逐渐被认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发展生产力、开展有组织科研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并全面提升整体效能。由此，已有学者对国家创新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展开研究，从转型必要性、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推动要素间关联和重组展开分析。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落脚点之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抓手。已有文献从概念界定、特征描述和分类定位等的内涵研究，主体、区域、领域等的研究实践，制度建设、模式创新、区域布局、人才培育等的对策研究，以及国际经验等的案例研究几个方面，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广泛探讨。有学者指出，围绕新科技革命所塑造的新权力争夺关键在于以科技推动产业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跨界耦合与异质性研发的互补互通，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形成由技术升级带动产业升级的循环互动，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打造国家科技先导能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系动能的关键。有学者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突破的依托主体展开论述，认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攻关。还有学者提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有力主体，通过不断优化组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然而，既有研究仍局限于传统科研主体的视角，缺乏创新链的全局视野。跨越追赶—落后、再追赶—再落后的“追赶陷阱”，打造国家科技创新先导能力，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前瞻引领能力，将国家创新指令性要求转化为场景任务，形成场景任务与优势主体动态适配、优势主体的科技先导能力上升为国家科技先导能力的动态循环。
基于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并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保障等维度的内涵，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当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理论逻辑、发展机理、实践策略等展开探讨，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概念内涵、使命定位、发展机理和内外部协同等进行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积累，认为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注重高质量、高效能，并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为基本特征，符合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对生产关系起到重塑作用，从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前沿尖端技术中获取发展动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平台创新，推动劳动关系向更复杂的共创、共享和创新型关系转变，对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持与战略性新要求。进一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以新质创新主体为体系功能节点，依托新型基础设施，释放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新型创新要素动能优势，重构、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面向学科交叉融合日益增强、系统性复杂问题的不断提出、综合性战略需求的不断提升，分散式的科研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科研范式。科技创新范式正经历从离散线性转向整合性生态性、从“中心化”向“去中心化”、从“小科学”模式向依赖于跨学科与多层次创新主体的“大科学”模式转变。基于数智技术的场景化创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乘数效应加速释放，立体化、多元化、层次化的研发体系加速形成，科研人员得以从新的视角研究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律和演化机制。平台科研是当前第五范式的重要特征，现阶段的数智科研（AI4R），更多聚焦各研究学部或同体系内开展小范围协同研究。如何突破大尺度协同创新瓶颈制约，满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多元化创新动机、复杂化创新活动、丰富化创新手段、场景化创新等诸多需求，则有待更深入探索。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虽然关注了如何通过创新政策和协同创新克服系统性缺陷，但尚未形成全局视野下的创新链分析，致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国家重大需求之间不断累积错位性“张力”，因此要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战略支撑力量。此外，虽然认识到AI4R的重要性，但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数智技术开展协同创新的深入研究不足，尤其在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方面，尚未形成大跨度、系统化的研究。面向大科研时代和新发展阶段对传统科技创新范式提出的新挑战与新需求，要更加重视场景驱动下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将国家创新指令性要求转化为场景任务，形成场景任务与优势主体动态适配，并将优势主体的科技先导能力上升为国家科技先导能力，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基于数智化、场景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的范式。针对这两项核心研究问题，本文基于国家创新体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范式变革的理论逻辑，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使命，探讨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抓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机理，系统性探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代表性实践。
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实践有赖于其能否全面准确认识和把握科技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应用体系化创新、数智化创新、有组织创新思想，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重要创新主体，以场景目标为重要功能节点，借助数智技术推动科技引领、要素增益、组织重塑、生态涌现的深度融合，打通数据链牵引下的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促进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科技创新力的耦合关联，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主体、活力社会相结合的体系优势。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牵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主体，通过四重激发效应，有效支撑和引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提供持续的科技先导动能。一是科技引领效应，即作为创新策源先行者，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原始创新和源头创新能力、前瞻识别并突破前沿颠覆性技术，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技术创新引领上取得重大进展，实现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二是要素倍增效应，即作为新质生产工具应用者与产出者、人才等新质创新主体培育者、创新成果开拓者，驱动技术要素的升级、资本要素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提质增效，进而实现传统生产要素的创造性组合和新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放大、叠加与价值倍增；三是组织重塑效应，具体表现为运用数智技术与平台网络，为组织的跨边界融合提供条件，形成场景－问题－科技三轮驱动的新范式和新体系，实现创新活动多场景产出、跨场景应用、开放式协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平台支撑；四是生态涌现效应，即围绕特定场景目标与共性需求，持续输出更多创新公共品，赋能数据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有机融合。
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求，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直接推动技术自身的进步，更是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前沿颠覆性技术突破、产业共性技术支撑等，为产业创新提供根本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层面的创新组织，遵循科技创新的基本逻辑，应用整合式创新和体系思想、聚焦重大战略布局，贯穿科技创新全链条，并将主要资源部署在基础科学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前瞻识别与突破，使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实现常态化均衡发展，开辟新领域、形成新产业、塑造经济新动能，实现从科技创新强到产业优势突出再到国家竞争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1）从原创策源角度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实验室是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的重要孵化器，产出原创性成果，不断推进科学界限的拓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支持。
（2）从科学引领角度看，国家科研机构承担知识创新、基础研究、前沿科学探索、性颠覆技术突破等任务，能够在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发现和创造上发挥领先作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前瞻引领。
（3）从技术创新角度看，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特定产业领域具有领先的科研能力和技术优势，依托枢纽节点组织，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与国家实验室形成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促进新兴技术与高技术产业化。
（4）从产业带动角度看，科技领军企业已在战略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攻关上走在前列，对原创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具备敏锐的嗅觉，“自下而上”地对国家创新战略和重大任务需求实时跟踪、快速感知及敏捷响应，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加速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
人力资源、数据、技术等创新型要素贯穿创新主体内外部及创新过程全环节，通过与其他要素形成乘数效应，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要素协同与创新性配置。其中，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结合形成数据资本，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最为关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者和产业升级的引领者，通过推动开放数据和数据共享、投资于对创新环节深度嵌入的数智技术、引育善于利用数智技术的“超级个体”、推进数智化转型和创新，全链条、全方位激发数智技术的创新活力、要素潜能、发展空间，促进新质创新要素汇聚、激活、组合、提升，引致技术进步并重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实现产业价值的几何级增长。
（1）从新质创新人才供给角度看，依托数智化技术，创新型人才在创新手段、创新逻辑等领域实现根本跃升，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共同成为新质创新人才诞生的主阵地。在人才培育方面，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具有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伴随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持续加强，培养出掌握先进生产工具与前沿理论的创新型人才；在创新实践者方面，企业中个体创新者能够以更低成本、更低门槛，利用数智技术、创新公地或创新生态成长为“超级个体”，高效推进创新活动、达成创新使命、反映公众创新诉求。
（2）从高质量生产工具供给角度看，科技领军企业提升了整体生产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不仅开发和应用先进制造技术、构建与推广工业互联网、集成与开发工业软件，同时依靠智能技术和组织数据，构建起对创新环节深度嵌入的通用智能体（如通用大模型等），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
（3）从高质量劳动对象角度看，企业内各项应用活动产生了大量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大数据分析，开展动态预测，释放数据要素的创新活力，精准赋能创新全过程。
综合而言，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技领军企业全链条、全方位激发数智技术的创新活力、要素潜能、发展空间，不仅培育了新质生产力，还重塑了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新质创新要素汇聚、激活、组合、提升，确保各类创新资源的共享和高效利用。不仅提高了人才培养和创新效率，还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新技术的产业化，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发展。
科研范式变革驱动组织形式嬗变，组织模式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开展科技创新的初期，遵循科学、技术与产业的线性接力，导致科技成果转化到产业应用的过程中存在供需双方高效衔接不足、转化效率不高的问题。数智创新、平台创新、场景创新等范式应用推动多主体围绕场景从松散耦合联合体向紧密耦合联合体转变，创新活动突破了传统组织边界的限制，演化出数据驱动决策支持、平台化资源整合、场景化创新实践、动态化主体优势匹配、多技术群相互支撑、交叉创新多点群发的创新生态。
（1）从组织协同创新角度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借助数智技术、场景技术，塑造出场景－需求－科技“三轮驱动”的新范式和新体系，“小作坊式”科研模式被打破，多元主体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基础攻关的新型科研范式逐渐成熟，彼此关联、交叉融合、差异协同、跨组织协同的复合型创新主体日益形成。
（2）从基础、应用、开发全链条角度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能够借助开放的创新平台，有效统筹领军人才、一流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等，并形成大科研共同体，一体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从而激发出场景驱动、数智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大中小深度融通、生态活力迸发、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的叠加效应，既加强了对科技趋势的预测和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同时加速形成了重大技术创新和应用。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个创新主体借助以科学基础设施为核心依托的开放式创新平台，通过科技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持续释放和引导需求、拓展发展前景、贯通多重领域，释放新型创新要素动能，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带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有机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开源生态、学科融合、柔性组织、模块化运作等特征的创新联合体，驱动形成决策和资源配置高效的数智化体系，破除知识资源投入不足以及创新成果开发效率过低的问题，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新质主体和活力社会相结合的“雨林式”创新生态。
（1）从前沿领航角度看，借助开放的基础科学研发平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能够进行高风险、高投入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跨学科、大协同的长期攻关，获取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
（2）从协同创新角度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具有深厚的基础研究积累和技术攻关实力的科研院所，开展多元业务布局，拓展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知识成果转化、企业研发服务等的服务导向型网状脉络，增强了学科交叉互动的机会，突破了创新价值链断裂和知识创新碎片化的问题。
（3）从公共知识产品供给角度看，国家技术创新平台通过建设公共数据资源和开放科学平台、开源高技术科研成果与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提供重要的科学仪器设施配套服务，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行业技术标准制定，着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创新共性解决方案。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逻辑主要为如何在高科技和信息化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引领为主要赋能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强调的是战略性、前瞻性和引领性。因此，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围绕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加快促进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网络。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牵引，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场景任务，以整体观、全局观凝练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不同场景目标中的重点需求，整合多个环节和维度的创新主体，实现创新主体的跨系统、跨层级协同；创新主体借助数智技术，深化对场景、需求的洞察，精细刻画、分解核心重点场景需求，凝练、重构细分场景目标，实现核心场景与场景、优势主体、重大问题的三位一体动态适配；依托数智平台等载体建设，构建多主体、立体化、跨边界的创新联合体，促进协同创新，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新质生产力的动态牵引和系统韧性，在锻造新质生产力的同时重塑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的落地必定会强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力产业不断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最高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有组织、建制化的创新力量，统筹创新资源、形成全链条创新体系、推动重大成果产业化。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力和关联性、牵引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打造国家科技创新先导能力为核心目标。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把握场景驱动、整合创新、协同创新等核心战略要点，以解决全球科研难题和推动产业竞争为目标，通过数智化技术整合创新动力，促进多主体协同，形成跨学科的创新网络，加速知识转化和科技商业化，确保创新的快速响应和持续发展。
一是场景驱动的核心地位确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以场景为驱动，形成以解决世界重大科研问题、提供关键共性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促进全球产业竞争为核心的四大场景。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体与创新载体锚定创新引领是科学共同体开展基础研究的典型做法，即通过对场景任务快速响应并逐项分解，围绕场景与创新节点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有组织科研、有组织创新，形成有为政府的顶层设计与有效市场的资源双向流动，强化共性基础研究“内核集中”与商业应用开发“外围分散”的耦合。上述过程也是将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需求及应用场景与科学技术创新全过程高度融合的过程，超越传统的链式创新、环式创新和网络集群模式创新，加快知识转化和技术商业化的步伐，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二是整合创新动力机制的形成。数智化技术是当代创新活动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场景范式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耦合联动的新工具。依托数智化技术，加强创新需求主体、创新研发主体、创新转化主体、创新服务主体联动，通过共享数据和信息资源，形成基于海量数据开展动态预测的智能决策模式，促进知识的深度挖掘和技术的快速迭代，实现对各类场景需求的精准响应和快速适应，带动新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升级。
三是多主体协同创新探索。协同整合创新有赖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各主体创新思维从竞争转向竞合，从零和博弈走向共生共赢，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源数据、信息化平台发展出具有开源生态、学科融合、柔性组织、模块化运作等运行特点的创新联合体，加深创新主体与创新载体的整合创新，赋能原创性与颠覆性技术发展，形成“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共性需求－产业竞争”多向促进、循环转化、快速迭代的“创新飞轮”。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升级、以产业升级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各国虽在未来产业大方向上表现出一致性，但在重点路径选择等方面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各有特色。本文着重探讨主要发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的典型做法，以期为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借鉴。
（1）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一体化部署，形成技术持续突破的有组织科研及有组织创新。大科学时代，为了解决复杂系统问题而开展多主体、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科学共同体推动重大突破的典型范式。通过强大、动态、分布式网络，创新中的合作伙伴充分发挥各自的“生态潜力”、发扬联合精神，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场景，组建更具弹性、适应性更强的创新联合体。美国成立了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NQCO）和国家量子倡议咨询委员会（NQIAC），统筹英特尔、谷歌、洛克希德·马丁等企业，麻省理工学院、马里兰大学等高校，以及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等国家实验室，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研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主体共同开发新技术，并将其推向市场。德国科研体系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三个板块组成，各主体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分可独立作战、聚可合力攻关，从前沿基础研究延伸至应用技术开发，覆盖创新全链条，并依照不同的使用场景与不同的攻关目标，不断变换联合体成员单位，同时也按照不同的项目特征，采用项目型、集成型、战略联盟型、平台型、网络型等不同的科研攻关模式，使原始性、颠覆性技术成果竞相涌现，为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提供新动能。
（2）推动科教产高效协同融合育人，打造产学研工程开发一体化的新型科研团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倚重确立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新质创新主体，驾驭和利用数智技术的“超级个体”与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工具的个体创新者，通过对接场景化创新任务，在场景内形成“各得其所”的整合共创格局，进一步加快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前瞻性与动态性的升级。
从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注重以企业为主体，推动产教功能互补和资源统筹融合，培育新型转化人才，最大化激发群体智慧和领先个体的前瞻性。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具有领先洞察力与创造力的顶级科学家、一流工程师等领军人才，不是在一流大学或国立科研机构培养，而是在OpenAI、DeepMind等具备前沿性原创性基础科研能力、做出大量系统研发和工程研发、具备开发技术平台、能够开发世界级领先产品、推进商业化能力的科技公司或科研团队中诞生。例如，伯克利人工智能研究所与OpenAI达成共同开发新AI算法和技术的合作，并为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资源和支持，优秀毕业生毕业后可进入OpenAI公司工作，在短时间内提升专业背景深厚性和跨学科创新能力，打造出极具影响力的尖端技术，有效培育了具有前瞻性和创造力的转化型人才。此外，美国将创业教育置于教育运作体系的中心，逐步形成培育年轻一代企业家的教育体系，形成刚性智慧和流动智慧的人才引育用留生态，由此，具有领先洞察力与创造力的超级个体逐渐在创新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占据更多话语权，高效推进创新活动，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得到强化，这是形成国家科技先导能力、驱动国家创新体系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微观基础。
（3）促进国家资助科研项目成果开源开放，提升创新共性基础能力。开源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拥有开放系统。通过开源开放促进数据共享、增强数据透明度和可信度，形成多种技术创新组合，构建技术堆栈，提升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有效性，为大科学下科技创新提供所需的技术产品服务，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洞见和创新，这是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模式，也是财政资金开源节流的战略杠杆。
2023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发布启用开源生态系统之路（POSE）项目，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推动开源开放机制建设，建立了源码共享库和共享运维平台，旨在促进科研成果的利用与转化，进一步推进开源科学工具的落地应用，鼓励并引导国家资助科研项目依托开源平台进行组织与管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独立卫生院（NIH）分别开展了开源科学计划，与其他战略科技力量共同推进开源工作落地化和具体化，为新质生产力转化形成关键驱动力。
（4）注重数智技术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赋能，以数智赋能及场景赋能共促创新。大数据、大模型和大算力构成了现代科研的基础，数智技术为组织的跨边界融合提供条件，平台型科研已经成为AI4R的重要特征。随着产业技术创新活动复杂性与系统性越来越强、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有效应对组合爆炸问题、围绕数智化场景化的创新任务紧密耦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已成为创新战略的管理对象。在众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技领军企业更具有对市场化机制的深刻理解和对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新质生产工具熟练运用的优势，以企业数智化转型带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体数智转型，更有助于构建良好的融通创新生态。
以军工战备力量为例，在美国国防部数智化转型的浪潮下，围绕提升数字工程这一场景目标，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用数字线索（digital thread）、数字孪生（digital twin）等先进的数智技术，在组织内外部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连续传递模型和数据，借助超级计算、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创新工具，在数字模型中完成与国防部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幅提升工程能力，提升高超声速导弹制造效率，使开发时间缩短30%以上，研发成本大幅降低，彻底改变了美国军工复合体开发和生产高超声速武器的方式，为美国提升高超声速打击能力铺平了道路。
（5）配套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共性技术创新基座。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平台、高水平共性技术库等构成的大型科研基础设施体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具备开源生态、学科融合、柔性组织、模块化运作等运行特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依托大型科研基础设施这一“创新公地”，建立了应对复杂科技挑战的协调机制，形成了以大型科研基础设施为核心、创新主体为支撑的“核心+网络”的一体化合作模式，促进了多学科多领域的融合发展和多组织伙伴关系的形成，极大加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和有机衔接，对于大规模、复杂科学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美国在推进颠覆性技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过程中，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供了大量创新公共产品，鼓励将重大科研平台、产业共性技术开放，使得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能够依托广泛的专业知识网，整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阶段的研究成果，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和实际应用，敏捷应对国家需求和战略挑战。例如，NASA向以SpaceX为代表的美国私营航空企业开放了“阿波罗”登月和航天飞机研发的大量技术报告和成熟技术，并将Falcon重型火箭发射使用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的LC－39A以低租金供SpaceX使用。此外，美国格外注重按照成本价将大科学装置重大科研平台向创新联合体成员单位开放，推动协同产出大量科研成果，以此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开放创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整合创新一体布局的开放创新生态。
一是强化使命牵引，以场景驱动的一体化攻关带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的协同创新，将国家科技先导能力向国家科技先导优势转化，提高重大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成效。立足国家基础研究体系总体布局，国家科研机构作为重要载体，应进一步强化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聚焦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推进市场导向的应用型基础研究，构筑基础研究体系化多维协同优势。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强化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围绕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等场景需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形成跨学科、跨单位的协同攻关机制，推动产业链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构建适应大科学时代的交叉学科评价与治理体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牵头完善学院主责教育、研究院主责科研的校院两级治理矩阵模式，推动形成更加灵活的新兴学科设置程序。
二是锻造国家战略科技人才力量，全面提升兼具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和产业实践经验，能够驾驭和利用数智技术，胜任创新的复合型人才能力。应优化科研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在统筹战略规划、法规政策、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形成以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人才工程为牵引、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参与的育人模式，以此带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以企业为主体搭建场景平台和创新生态系统平台等载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构建人工智能等创新人才体系，提升人才多角度理解与应用数智技术的能力。
三是把握范式革命机遇，优化有利于场景驱动、数智驱动的有组织创新管理模式、资源保障机制，推动建设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注重数据等非物质形态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改进和广泛运用，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构建全要素一体化配置的创新服务体系，加快数据交易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建设，加快科技成果和数据要素产业化，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数智化重构的微观基础。深化有利于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的资源配置、科研组织管理、协同创新、要素流动等机制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建立健全知识、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按市场评价贡献的机制。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场景建设行动，发布一批应用场景需求清单，搭建场景驱动的研发平台，确保技术库、数据集和技术工具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及创新链各类主体开放，为新技术应用创造试验空间和孵化平台，为新技术产业化培育领先市场。
四是打造国家科技创新公地，加速科研成果与数据的融合、使用和共享生态建设，赋能有组织创新。应建立政府机构源码共享库、共享运维平台，推动源代码开源、开源技术开放共享，注重对非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改进和广泛运用，推动实体科研与数智科研、实体经济与数智经济的深度融合。前瞻布局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基础设施，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和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交互连通，优化科学数据从产生到价值挖掘、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科研生态环境。加快研究开源知识产权认定法律法规，公平分配利用公共资源开发的创新成果使用权，在确保核心科研任务和数据安全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逐步降低访问与使用重大设施的门槛。（参考文献略）